關於陳澄波
小說的一開始，藉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，委託主角修復一幅不知作者是誰的畫作開始，由此帶出陳澄波在台灣美術史上舉足輕重，卻被刻意抹滅的一生。由於走訪各處，卻仍遍尋不著作者的蛛絲馬跡，因此主角決定拜訪他以前的教授：林玉山。從林玉山老師的口中，第一次聽到了這位對台灣藝術界有不可磨滅貢獻的畫家：陳澄波，以及畫中的地點：琳瑯山閣。林玉山老師描述了陳澄波到日本留學時的生活，並提到了當時陳澄波與另一位台灣倏忽即逝的鬼才畫家：陳植棋兩人對於社會的使命感，以及他在當時與其他藝術界的好友們，一起立下要以藝術啟迪人民的目標，並話鋒一轉，提到陳澄波讓人婉惜，卻又無法被提起的死亡。接著，主角拜訪師大美術系的袁樞真老師，了解陳澄波畢業後到上海教書的時期，側面觀察到了陳澄波雖然收入微薄，卻常常幫助他人，或是自掏腰包請模特兒讓學生練習，並提到陳澄波對大家最重要的啟迪，在於教大家做畫的態度以及創作的熱情。然而，對於陳澄波的內心世界，直到拜訪當時與陳澄波一同在上海的同鄉，嘉義畫家劉新祿，才了解當時上海因時局動盪，各種畫派論戰盛行，而陳澄波當時常到內山書店購買各式各樣的日文思想書籍，並接觸到了他一生當中最重視的著作：永田一脩的「普羅藝術論」。並且描述到在當時動亂時局當中，台灣人對於祖國認同的矛盾以及艱難。接著，在拜訪楊三郎老師時，提到陳澄波回台灣後，籌組台陽美術協會，並時常到淡水寫生，描繪出市井小民充滿生命力的姿態；也提到在當時畫家們對於日本的不同情結，以及因立場不同造成的隔閡，並且婉惜陳澄波的死亡，使得台灣光復後美術界分裂的情形無人可以化解。而後，藉由拜訪主角的老師，李石樵，更深入的了解了台灣藝文界對於日本、中國的矛盾，歧異以及衝突，並慢慢提到光復後政治環境的艱困，高壓，以及陳澄波基於社會責任感，作為議員對於政府的種種批評，導致他的死亡，至此，是書中第一次接近陳澄波死亡之謎。而最後，主角等人突破陳澄波家人的心防，南下拜訪陳澄波的兒子：陳重光。一方面了解陳澄波與家人互動的情景，另一方面，藉由觀察陳澄波的畫作，了解陳澄波對於繪畫的理念。並且解開了陳澄波死亡之謎：國民政府來台後，陳澄波作為議員，為了民眾，大力批評政府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，三月政府來台鎮壓，1947年3月31日，含陳澄波在內的八位議員到嘉義水上機場與軍隊洽談，卻被當場逮捕。
1947年3月25日，美術節當天，被軍用卡車載著繞嘉義噴水池示眾一圈後，在嘉義火車站正門口，未經審判，被當眾槍決。在書中，作者為陳澄波一生的貢獻下了一個註解：
「陳澄波敲開帝展這道大門，讓晚輩有一個效仿的道路可走，也讓台灣畫家有一個座標可以追尋，並且影響我們在作畫議題上關心社會大眾。陳澄波對台灣美術史的貢獻就在這裡。」
陳澄波的美術觀
而藉由這篇小說，我們也可以大致上了解陳澄波的繪畫理念。陳澄波對於藝術的理念，可以說是貫徹永田脩一的「普羅藝術論」。他曾說道：「美術不應該只是賞心悅目的東西，他也應該是啟發人性的藝術品。」、「畫家把人民的經歷呈現在畫布上，再透過畫展，給其他的台灣人民觀賞，讓各地的百姓可以觀賞到台灣的風土民情、現狀局勢。這是畫家的職責。」、「藝術家在創作時，不是想到眼前，而是想到未來一百年、二百年、五百年」，而在小說中，也藉由主角的口中說出了作者對於藝術價值的想法：「原創的藝術追求『情感』與『思想』」。
然而，陳澄波也曾遇到自己所堅持的路線遭受質疑的狀況，例如，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展覽時，就曾被後來擔任共產黨文宣的版畫家江豐批評，印象派的畫作「著重於小情小愛、不知民間疾苦，是脫離人民的藝術」，然而，比起單純描繪人民生活的困苦，或是階級之間的矛盾，陳澄波對於真正的普羅藝術卻有著不同的想法，他認為：「我作畫時從沒去想題材是大愛或小愛，我只想著，像我阿嬤這樣的人是否會愛看我所畫的畫」「我以為我的畫是普羅藝術，在左翼畫家眼中卻是資產階級的蛋糕。我無法辯論甚麼才是真正的普羅精神、普羅價值、普羅藝術，但我知道，當美術品變成政黨的宣傳工具時，這對藝術家來說，是很不被尊重的一件事情。」而藉由小說中主角的追查，可以發現陳澄波的畫作具有濃厚的「廣場意識」，在西方國家中，「廣場」是代表人民情感的所在。除此之外，陳澄波畫作中的人物，雖然微小，卻都有精細的描繪，讓這些人物呈現出了各式各樣的生命力。作者認為：
「陳澄波一心一意想把景觀與人民結合在一起，紀錄人民的生命，敘述自然的美麗，傳達給千千萬萬普羅民眾欣賞，因為他最關心的，其實是人民，可以說，他是為大眾而作畫。他的畫作留這麼多空地，就是為了呈現土地上的群眾，他作畫時，重點事實上是在人的身上，畫出『出現在風景裡有強韌生命的的身影微小的民眾』，這個主觀信念，就是『人道主義』。為此，他在畫作中不惜犯下雙重視角的缺失，都是為了想要呈現出空地上他想要呈現的事物。」
而作者也分析了陳澄波繪畫生涯中重要的一幅畫作，我的家庭，來剖析陳澄波的核心理念：「在我的家庭畫作中，家人多元的服裝，傳達多元文化、族群共榮的理念。陳澄波手上畫版與畫筆代表工作理想，二女兒拿國際明信片代表期望國際觀，妻子拿編織物代表對家庭的辛勞及付出，兒子搖鼓代表對家鄉的感情，大女兒的書代表對知識的追求，桌上的硯台代表對傳統文化的重視，信封代表情感聯繫，桌上的「普羅藝術論」，代表陳澄波一生追求社會公義的根源。」
祖國認同的矛盾
除了描寫陳澄波的生平和繪畫理念之外，小說中也提到了在那個大時代底下，台灣人民對於祖國認同的種種矛盾，在那個年代中，「想當中國人、日本人、台灣人，這對我們那代的台籍知識份子來說，彷彿是走在迷霧森林哩，選擇哪條路走，都有可能掉落懸崖」。例如在鍾理和，白薯的悲哀中傳達的：
「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琉球人看待，中國人也把台灣人當作朝鮮人看待。台灣人永遠有一個內地的祖國，但不論是哪個內地的祖國，都不把台灣人當作真正的家人。」
又或者是像劉錦堂的台灣遺民圖中所畫的：
「三位女人中間的那位右手拿著地球，代表台灣人流落四海，左手掌心有一個眼睛，表無論流落何方，始終是望向台灣。」。
對於中國，文中藉由著名油畫家潘玉良的口中描繪道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畢竟我們的文明基因都與祖國水土不服了，我只能說，我愛祖國，可祖國並不愛我」；而對於日本，小說中描述到當代的文學家，曾發起一波抵制府展的活動，然而以陳澄波等人為首的台灣畫家，認為「畫家的戰場在畫布上，無論身處何處，畫布都是我們的戰地」，因此並不加入文學界的抵制活動，這種種的矛盾，都造成在當時的時代中，台灣藝文界的心結與分裂，或許正如小說中所說的，「台灣人被困在鳥籠裡，大家對於要如何飛出鳥籠，看法不一，而文化界的人又自視甚高，立場堅定，互不退讓。」而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，或許對陳澄波來說，所謂的國籍，並不是台灣人自己選擇的，台灣人是被大時代改變國籍的人。或許就像是吳濁流在「亞細亞的孤兒」書中提到的：
「對於歷史的動向，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，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，願意為某方盡點力量，但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，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，這樣看來你真是一個孤兒」
這就是台灣人當時的處境吧。
對於獨裁的反思
最後，作者也藉由主角的口中，傳達出自己對於那一段獨裁、摧毀人性的時代的反思。某些獨裁的支持者認為：「有時君主在執政的時候，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，為了整個國家的安定，會有不得不然的獨裁行為，這是一種必要之惡。」然而作者認為，這是一種黨國情結，對於黨國體制的錯誤信仰：
「他們腦中沒有被教育過民主理念，卻又乘載著太多的國破處境及愛國思想的灌輸，以致他們滿腦子憂國憂民、忠黨愛國的意識，為了民族存亡的大計，寧可犧牲民主的體制。這種心態，就是歷史結構下的黨國心結。政府利用他們集體的恐懼感來操縱他們的思維，甚至讓他們成為統治者的幫兇，某種程度來說，這些黨國支持者也是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，他們連分辨正義的能力都沒有，因為他們被民族大義給綁架了。」
對於這種黨國情結，作者認為：「人民的素質才是民主體制成敗的關鍵因素，所以推動現代文明的教育才能真正推翻獨裁體制，同時，也才能打破黨國心結的藩籬。」「當人民文明素質提高時，獨裁者終究會有下台的一天。所以透過文化來啟蒙台灣人民的文明素質，是我們現今應該努力的方向。」或許，這也是一生貫徹人道主義，以美術來啟發人性的陳澄波，一輩子所追尋的目標吧！
